近年来，关于大学教育的变革，呼声最高的，就是人文教育，或者叫通识教育、通才教育，在英语世界，也叫自由教育。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大学不仅是学习专业知识的地方，而更应是培养人格、塑造精神、贯彻理想的地方。除了术业有专攻，学生也还需要接受人之为人的基本教育，以克服过度专业化所带来的精神缺失。因此，人文教育并非是什么艰深的教育内容，也非只针对文科的学生而言的，恰恰相反，它是对大学生所进行的共同教育、素质教育，是要普及一种基本的、常识性的经典阅读和文化情怀。

如果一所大学，只重视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的学习，而遗忘了人文精神，用梁思成先生的话说，这就是“半个人的世界”。中国古人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关乎事物、世界之变化的学问，人文则是精神的学问、生命的学问。只懂天文，不知人文，就不是“全人”，只是半个人而已，而真正的教育，应该是全人教育。人文教育、通识教育的提出，就是要把人塑造成全人、大人，而不是残缺的人。这种教育理念，以前大家并不是不知道，只是实践起来，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现在的大学，系与系之间的隔膜，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不相往来，非常严重。不说文科、理科之间，就是文、史、哲这种血缘亲密的学科，也少有联系。好像学历史的人，就无须知道尼采；学哲学的人，也不必知道白话文运动。我们中文系的一些学生，根本不知道“虚一而静”是什么意思；而一些历史系的学生，也不知“此在”是指什么。专业越分越细，知识越来越偏僻，大家都只知道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别人所研究的，或者人类所共同的那些精神准则、核心价值，对很多人来说，日益陌生。这令我想起一九二五年清华大学设国学研究院之时，对于聘任导师所提出的要求，首先就是要求这个导师“通晓中国文化之全体”，而且还要求他对外国文化有相当的了解。确实，后来受聘清华大学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这四大导师，都是通才、大师，所以，国学研究院只办了四年，却培养出了一大批文史方面的人才，这不能不说和这几位导师的通才、通识有关。

事实上，那时的名师，可谓多是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像朱光潜，既讲授文艺心理学，也讲授雪莱、济慈等人的诗歌；像冯至，既讲授《浮士德》，也研究杜甫；像汤用彤，更是我所钦佩的大学者，既讲授魏晋玄学，也讲印度哲学和英国哲学，很多的课，他甚至都用英文讲；而章太炎、刘师培这些人，更是无所不通；即便像弘一法师，出家前，也是音乐、绘画、篆刻、书法、戏剧，无一不精的。现在的境况，就大不如前了，不仅不太有这样的通才，现在的教育制度也不鼓励、起用这样的通才，即便同一个文学学科，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之间，也是壁垒分明的，能够打通二者间联系的人，几乎没有。知识之间的界限、学科之间的界限，无比森严，导致专家无数，但真正通达之人，少之又少。所以，现在的专家，也越来越不受尊重了，因为就他们的那点知识，以及那种狭窄的视野，确实是让人尊敬不起来。

强调人文教育、通识教育，就是为了强调人与人之间，在专业的不同之外，还有共同的东西，这些共同的东西，就是文明史中的经典和人类精神中那些永恒不变的价值。尤其是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变化几乎是一切人所信仰的价值，人文教育是要提醒大学生，这个世界还有不变的东西，还有常温常新的价值——对每一个本科学生进行这种核心教育，能帮助他们在精神上建立起健全的视野，并由此接通一个人和过往文明之间的血脉。它对人类精神谱系的重建，对僵化的知识灌输的拒斥，以及把受教育者看作是一个活泼的生命体的思想，是要还原教育以人为本的面貌。这一两年，我们中山大学就进行了通识教育的改革，为新生开设新的“通识教育共同核心课”，分中国文明、全球视野、科技·经济·社会、人文基础与经典阅读四大类，学生须在每大类里必修四个学分，本科前两年完成十六个学分。其中，经典阅读将是中大通识课程的重点。此外，中大还同时设立博雅学院，首批三十位新生将不属于任何院系，而是通过四年不分学科的完整的博雅教育，修读古汉语、古希腊语、拉丁语、英语、中国文明、西方文明等课程，培养他们向学问家的方向发展。中大通识课程改革的设计者是甘阳教授，他多年来热心于通识教育的推广和改革，这次由他总策划的中大通识教育改革，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值得期许。

事实上，关于我国大学生的素质教育、人文教育的重要性，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提出来了，现在很多大学都有这方面的共识，也在大学人文教育方面，作了很多探索，但效果一般。一方面，课程的设置可能还有待完善，更重要的方面，可能还是缺乏能将这些课程上好的老师。没有好的老师，学生的上课热情就会大打折扣，一些概论性的、通史性的课程，最终又是落到混学分的境地之中。这样的状况是让人忧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