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最好大学网”（zuihaodaxue）

和20或40年前相比，现在的高等教育系统及机构已经大不相同。从全球范围来说，高等教育经历了国际化、全球化、商品化和大众化的变化过程。

目前在全球，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数量超过了2亿，而1980年只有4700万。预计到2040年这一数量将超过6.6亿。与2012年的4%相比，2040年的数量相当于世界15至79岁人口数的10%。

全球经济和社会领域的重大发展可能会对未来全球人口流动及观念传播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全球的高等教育机构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了解并准备好应对各种各样的新局面。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高等教育将依据其运行的生态环境或快或慢地继续发生巨大转变。从科技到城市化，多股力量一齐作用，在接下来的几年它们的发展方式将从全局决定高等教育的性质和传播模式，以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契约规则。

大趋势影响社会和经济

在接下来的25到50年，在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受到大趋势影响主要是因为过去事件和国家回应的联合作用、公民社会和市场力量，以及教育机构自身应对这些转变的方式。

一些国家还未找到适当的或可持续的方法来缓解持续老龄化并不断衰退的人口问题，而这些人口方面的发展很有可能对生产力、社会流动性和更广泛的社会动态产生持续的影响。

个人赋权更加分散，因此，世界上不断增加的中产阶级群体越发影响着政治和商业领域的决策方式。而政治和商业决断通常又受到消费者需求的制约。

新技术的影响迅速地改变着千百万人的生活品质，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农村偏远地区和土著部落的人们。新工具和新器具的使用也改变了原先长期固有的社会准则和社会习俗。

随着全球化带来的变革性影响日益呈现，时空的维度相互交融（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已经无法分辨两者了）。而由于高等教育在全球范围互相关联，并且依赖于政府的政治意愿，全球化对教育尚在影响中。

政府正在削减在高等教育上的开销（教育所有支出的一部分）。例如，相较于2000年的75%，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国家2011年平均在高等教育的支出仅占教育总支出的69%。

然而，由于“取得学位就能获益”的观点势头正旺，学生在自身教育方面的经济开销也因此不断增长。

政府在研究和发展领域的支出正发生转变，更多资金被投入于与纯理论研究相对的应用研究。相反，“大科学”计划正逐渐地由工业提供经费，并从属于企业的总体目标。

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寻求签订像“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这样的双边及多边的贸易合作协定，而放弃加入类似世贸组织和联合国这种以共识为导向的机构。

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减少了对机构的信任（包括高等教育机构），以至其在制定和追求公共议程方面的角色受到削弱。相反，跨国公司在国家政府的决策程序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世界不同地区越发紧张的政治和军事局势持续影响着未来前景，这一问题使得对资源短缺的探讨及气候变化之影响的争议越发突出。

这些趋势对高等教育来说意味着什么？

在展望接下来的几十年时，我们需要考虑那些会影响国际教育的关键因素。

高等教育的参与度，尤其是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继续提高。到2040年，大部分国家的参与度将超过60%；这意味着对于譬如中国、印度、巴西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来说，先前未被满足的国内高等教育需求将得到满足。

出国学习的热情虽然和繁荣时期（90年代末至21世纪前十年中期）相比，增长幅度有所减缓，但仍将持续增长。

短期交换项目（例如欧盟委员会支持下的伊拉斯谟计划或东盟学生交流项目）可能会得以巩固，因为不论是政府、投资者、企业还是学生都意识到交换生可以从这种经历中获益（例如软技能）。

出国留学(课程)活动可能会涌现出新渠道，其模式极有可能是双向的（例如原本在墨西哥现在在美国学习的墨西哥学生，反之亦然；徳波跨境流动）。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发展将受到移民人口的驱动，他们在开辟经济与知识活动的新渠道中起着越发重要的作用。

许多渴望成为国际学生教育中心的国家，要么终将成功，要么将彻底依赖援助。

占国际教育支配地位的国家仍然具有竞争力，但它们也可能面临来自中国、俄罗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更激烈的竞争。

与许多其他服务型产业类似，教育是全球联通的。在一处发生的事情会在别处产生共鸣。到2040年，高等教育将更加紧密结合相关产业（例如媒体、电信和专业服务）。这意味着与现在相比，知识产品将由更少的参与人控制，而这将影响参与国际流动的学生对于目的国家的选择。

此外，科学事业（包括“大科学”计划）将更多地由国际跨产业合作来推动。这意味着研究可能会得到重视，而这也会影响未来博士生的出国国家选择，以及多数机构的科研能力。

在战略伙伴关系方面（例如莫纳什华威联盟；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与沃顿商学院、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多重伙伴关系），高等教育机构将会更广泛地分布于全球，高等教育系统将更加复杂化。

高等教育将会大规模网络公开授课化，因而弥补了其在教育服务业造成的破坏，跨行业的联盟伙伴也将建立落实。从长远来看，大型网络公开课将提高教育体验的品质，同时也提供了一种额外的学习资源。

资格鉴定和认证将标准化，并可能在签署服务贸易协定的国家统一化。这一行动将促进国际学生的流动性。然而通常留学项目的定价、机构的品牌、声誉仍将继续影响学生最终留学地点的选择。

全球将盛行私人供给及个人捐资教育事业。由于政府开支缩减，而个人捐助增多，公私供应者之间的界限将越发模糊，但大规模、盈利性、准公共性质的精英大学与其他大学之间的差距却会拉大不少。这可能会导致兼并，且国际学生对留学地点的选择也可能受到影响。

毁灭还是兴盛？

许多人认为高等教育领域是在不断变化的。在未来几年，除非出国受到重大冲突或经济衰退的阻碍，否则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包括出国留学的）数量将持续增长。

依照全局动力学，就读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流动学生数量增长速度预计约为910万（低速增长）至1230万（中速增长）或1570万（高速增长）。

很多人认为，出国接受大学教育仍将是永久定居国外的一种方法。因此，这群身怀技能的移民将给这些国家带来巨大利益，尤其是因为这些国家并不需要投资这帮人的中小学教育。

学生流动性的转变

若干年来对国际贸易数据和全球国际学生流动的分析表明，学生流动性的模式已经发生了地域上的转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0年的数据显示，全世界高等教育中25%的国际流动学生来自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这一比例到2012年增加到了33%。预计到2040年，这一地区的国际流动学生将占总出国学生的43%到47%。

到2040年，促进21世纪后半程发展的新兴国家将通过制定协议来更大地影响和推动世界性议程。不论是在南亚还是西亚，中亚还是中欧，在50年内，教育的国际化新秩序将逐渐呈现。埃及、伊朗、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古巴、哥伦比亚和智利这样的国家可能会以或快或慢的节奏发展。

中国和印度目前每个国家约有3千万年轻人的高等教育需求未得到满足，这一数量足够国际教育产业运作多年。一旦这一数量被满足，大概在2025年，国际学生流动性将到达一个全新的阶段（假设在这个复杂的综合系统中其他所有因素基本保持不变）。对于排名靠前的留学目的地国家，它们的挑战在于如何替代像中国、巴西或其他“大”输出国市场。

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超过两代的学生都追求出国留学。有人认为亚洲国家的学生对出国接受高等教育有着强烈的期望；还有人认为大概欧美国家国内提供的教育已经足够，因为澳大利亚、美国或英国的大多数学生貌似更中意仅限短期的出国交流。

南亚和西亚的国际流动学生人数日益增加——从2000年的7%增长到2012年的10%，预计到2040年会增长到14%至15%。中欧和东欧平稳地紧跟趋势，而拉丁美洲的出国流动性将可能落后于阿拉伯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全球发生的重大转变将对怎样在全球规划、投资、传播高等教育，怎样保证其质量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最重要的是，国际教育的参与者应始终保持先进性，并更加积极主动地依据情况调整其国际化战略。

到2040年，失去的例如中国、印度或巴西的市场会被多个而不是单一市场所取代。因此，从长期来看，制定机构招聘策略需要了解过去和现在的趋势，并包含应急计划以应对意外和发展（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波及了招收亚洲留学生的教育机构）。

对机构和政府来说，重点是要建立效率高、配合好的战略伙伴关系，在各个地区达成合作协议；此外，处理国家当务之急，达成一致的政策目标也很必要。

学生、学术、技术和理念的跨国流动性将取决于机构、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界定和发展伙伴关系、推动协议进程的方式。这些尝试也将对机构的国际地位造成影响。